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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行则国兴——读《中国的法治道路》
日期: 2017-12-04 作者: 邹璇 浏览次数: 来源: 政策法规司 字号:[ ]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

  鸦片战争后,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97年中国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中国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载入宪法。201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执政党最高政治文件的形式,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整体部署和战略安排,标志着中国从构建法律体系向建设法治体系的重大转变,中国的依法治国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历史新起点、新阶段。

  有关“法制”和“法治”的讨论一直都是热议的焦点,二者虽同音,意义上却有很大区别。首先二者词义不同,法制是一个静态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法律统治”“法律治理”的意思。此外,二者在文化底蕴、概念内涵、存在意义和概念基础等多方面都有显著不同。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反对人治的特点,具有无可比拟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特性和功能,法治概念也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从人治到法制,再从“法制”到“法治”,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跨越。

  当代“中国法治模式”既不是空穴来风的臆想,也不是凭空设计的楼阁,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学习继承借鉴古今中外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体来看,当代“中国法治模式”大致有以下四个历史渊源: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建设中的法制建设经验、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影响和西方法律文化和法治模式的影响。

  当代“中国法治模式”是人民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包容多方特点于一体的法治模式,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以经济社会建设为中心;二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三是政府主导、上下结合;四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法治为主导;五是坚持法治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六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19次提及“依法治国”。“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之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十四个坚持”中第六条详细要求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报告提出了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有利于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组织保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如期实现。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恪守立法为民的理念,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实施法律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环节,重点应当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自觉守法实现公平正义。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严格依法办事,自觉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就是最重要、最基本、最有效的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与此同时,只有每个公民都依法办事、自觉守法,法律才能真正被遵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实现。

  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者,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创新法治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平台,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持续推进民族法治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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